台 灣 海 事 博 物 館
Taiwan Maritime Museum

倭寇
明代閩浙沿海最大的問題是「倭寇」,倭寇從字面上的意思是「日本海盜」,海盜在今日是國際公敵,但當年的倭寇卻不能與海盜完全劃上等號,其有相當的成份是「海商」。中國海商很早就存在閩浙沿海,昌盛於宋元時期,到了明代突然海禁,嚴重影響這些海商的生計,有些由地上轉入地下,成為朝廷口中的「海賊」並勾結日本「倭寇」。到明中葉時,倭寇當中日本人比例反而不如中國海賊,所謂「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註1)

倭寇的目的主要是貿易,打家劫舍只是副業,至於攻城掠地則不是倭寇的本質。倭寇是海商的思維,一切行動都要計算成本與投資效益的,因為每一個參予者都等於是股東。像聚眾數萬登陸這種大型軍事行動,是要花很多錢的,所為何來﹖要搶多少財寶才夠幾萬人分﹖所以「倭寇犯邊」根本是農業帝國的思維,倭寇如果放棄海上機動的優勢,登陸攻打明軍防守的城池,那還算是海盜嗎﹖

照明代當時對「倭寇」的定義的確是有許多日本人,只是這些日本人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海盜,而是日本的諸侯大名在海外經營貿易的船隊,有些甚至是領有幕府將軍頒發朱印狀的「朱印船」,旦由於海商本來就是亦商亦盜的雙重角色,各國都一樣,若是與中國發生關係也可能會被視為「倭寇」。

自1549年到1683年橫跨明清兩代實行海禁政策期間,台灣成為十分重要的貨物集散中心,因為「日本海盜」(倭寇)與「明海盜」(海寇) 在這兒從事非正式商業貿易。它大約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 1549年-1567年:因海禁中日貿易成為非法活動,往往牽涉戰爭,譬如倭寇汪直進攻明帝國江浙沿海地區被俞大猷與戚繼光擊退,部份逃到台灣。(註2) 《明史》中說「嘉靖末年,倭寇擾閩,為戚繼光所敗,逃到雞籠(和平島)遁居,並焚掠雞籠,原本住在島上海濱的部落殘破,乃避居於山後;不久即有中國漁船從魍港(即蚊港)飄至,遂往來貿易,習習以為常;而自雞籠、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達;東北至日本,七十更可達。」(註3)

(二) 1568年-1642年:西方人現身,葡萄牙人在澳門、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後起之秀荷蘭人逐步取代葡萄牙人的地位,在這段期間西班牙與荷蘭人分別在台灣北部與南部獲得基地,同時倭寇持續與西方人鬥爭,之後鄭芝龍歸順大明,倭寇問題基本結束。(註4)

(三) 1642年-1683年:西班牙人、荷蘭人相繼離開台灣,施琅征台明鄭滅亡,台灣在併入大清之後兩年的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解除海禁,傳統的東南亞貿易復甦,就如曹永和所言:「台灣再度成為置身東亞主要貿易航線之外小小的邊緣地帶」。(註5)

總的來說,台灣曾因為中國海禁而獲利,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適中,加上中國視台灣為化外之地不在海禁範圍,所以成為最佳交易轉運站,海禁下的中國海商是非法的,或被視為倭寇,台灣是海商的交易中心,自然就會被說是倭寇雲集的渊蔽了。不過因海禁而產生的價值也會因開放而喪失,這就是曹永和所言之意。

這邊我們要來介紹一下「倭寇船」長甚麼樣子。當然倭寇既是海賊,就不會像官軍有標準化的制式裝備,使用的船隻各式各樣,能拿到什麼就用甚麼,但是倭寇船仍然有一個「八幡船」的共同稱號,因為倭寇多半信奉武神「八幡大菩薩」,為求神明庇佑,海盜船上的旗幟便有「南無八幡大菩薩」的字樣出現,最後倭寇船就被通稱為「八幡船」了。像豐臣秀吉發佈的「八幡船禁止令」,其實就是禁止海盜船的意思,可見當時連日本最高當局都把八幡船與海盜船直接劃上等號了。(註6)

根據台灣通史記載:
「日本足利氏之末葉,政亂民窮,薩摩、肥前諸國之氓相聚為盜,駕八幡船侵掠中國沿海,深入閩浙,而以台灣為往來之地,居於打鼓山麓。」(註7)

足利氏最末代是足利義昭,結束於1597年,當時的倭寇就駕八幡船來到打鼓,也就是今天的高雄落腳定居了,當時荷蘭人都還沒有來呢。其次 日治時代大正6年有日人號「東軒」者作漢詩「雞籠行 山口透」收錄於石坂莊作的《基隆港》文集,詩句中出現八幡船來雞籠的內容:「雞籠三面山又山,雙角包擁北控灣,今之社藔卽雞嶼,威風早見八幡船」(註8) 有人說這可能是文人的想像成份居多,但其實在1592年,日本海盗村上及小野等人就已經先後以雞籠港為基地,將搶奪而來的生絲、瓷器、香料集中於此再以合法商人的身份運回日本高價出售,所以不是沒有可能。這些人的後代今天是否可能還在台灣,讓台灣人的血液中有了海盜基因,是個有趣的研究課題。


(圖說1) 穿著荷蘭服裝的倭寇頭目立於船艏破浪開往雞籠。台灣曾經是海商的交易中心,但在明清海禁政策下被視為倭寇雲集的渊蔽。其實臺灣因為是三不管地帶,是境外交易的天堂、海禁政策的獲利者。當康熙皇帝開放海禁後這個需求不再,並規定臺灣海洋貿易只限於兩岸之間,臺灣成為國際海貿的邊陲。

(圖說2) 倭寇使用的船本來並無固定型制,因為倭寇多半信奉武神八幡大菩薩,在船上豎立「南無八幡大菩薩」的旗幟,所以倭寇船便被稱做「八幡船」。本圖顯示倭寇的「八幡船」經過雞籠附近,「八幡船」最遠曾經到達臺灣南部的打狗港(今高雄)。


(註1) (清)張廷玉等編,《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日本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註2)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234。
(註3)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93),卷三百二十三,外國四,頁8376-8377。
(註4)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234-237。
(註5)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105。 (註6) 太田弘毅,《倭寇: 商業・軍事史的研究》(日本春風社,2002),頁461-503。
(註7) 連橫,《台灣通史》,卷1,開闢記。
(註8) 石坂莊作,《基隆港》(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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