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是姚開陽，歡迎加入｢甲必丹如是說」的節目，這一集的主題是｢我與上海世博台灣館」。
台灣從1970年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之後就無法參加世博會，因為世博必須以國家為單位，而且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這件事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卻有了轉機。聽起來很弔詭，因為中國絕對不可能讓台灣以國家館的名義參加世博，但如果做為地方館台灣又不願意，事實上中國館在門前廣場的左側留了三塊各一千平米的空間，一塊是香港館、一塊是澳門館，還有一塊就是台灣館的預定地。
各位可以想像，中國館巨大的紅色斗拱建築就像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前方三個小館就像來朝貢的藩屬跪在階梯下，這麼強烈的象徵意義，是台灣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但是方法是人想的，到了距離開幕前10個月，事情有了轉機，世博局將原來亞洲區、歐洲區、美洲區、非洲區的稱謂，改名為A、B、C、D片區，然後將中國館後方、A片區的交界線、地鐵世博站上方的土地劃做台灣館的用地。
這是很微妙的安排，台灣館一邊緊鄰中國館，中國就可以宣稱這是地方館，但另一邊卻是A片區，台灣可以宣稱是在亞洲區的國家館，如此各自表述，台灣參加世博會的結終於打開。
這個地點位置絕佳，因為它正好就在縱向與橫向兩大世博軸的交會處，是所有參觀者的必經之處，唯一的問題是，它的地下有一座暫時未開放的地鐵站，建築無法打樁，只能使用筏式地基。
2009年5月底，貿協與上海世博局達成台灣參加世博的協議，這時離開幕只剩下不到11個月，而我在中國國家館也已經工作了一年半，比台灣任何人都了解上海世博。
台灣參加世博的工作是由外貿協會負責，這就避免了官方身份的敏感。參加世博的決議一確定，貿協立刻進行招標評選廠商的工作，分為建築標與展示營運標，並要求各自先組團隊，李祖原建築師當天就來電要求合作，同一天就達成協議，羅興華晚了一步，第二天才聯絡，已經來不及了。最後大比稿，由我們與李祖原的團隊得標。
聽說上海世博局得到是由我們得標的消息後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為在這麼短的時間台灣館要完成，若是承包廠商對世博局不了解，或是沒有默契，一定來不及。
既然時間這麼短，本來應該選擇租賃館的模式，也就是使用世博局提供的標準間來改造，但是由於台灣已經很久沒有參加世博會，不願意放過這次機會，堅持採自建館的模式，這就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從六月決標，到2010年四月開館試營運，中間只有10個月不到的時間，還要扣除一個月的春節，要從無到有蓋出一座館，並把所有的展示系統開發製作建置整合完成，沒有人有把握來得及。要知道當時日本館已經完工，正在打掃清潔呢。
李祖原在先期就提出天燈的建築設計方案，這其實是有風險的，因為天燈不是台灣原生而是中國傳統的孔明燈，台灣與大陸文化同源，台灣館離中國館又那麼近，一搞不好就成了｢小中國館」，在台灣內部就不好交代了。
這時，我在中國館的工作就發揮了功能，首先我不能讓中國館也出現孔明燈的元素，其次我要為台灣館的天燈尋求合理的定義。我想巨大的中國館就像一條巨龍，台灣館雖小，卻可以扮演龍珠的角色，引領中國這條巨龍走向世界。以當時兩岸的態勢，這是具有合理性的，雖然不能明說，但大家都能理解。
這顆龍珠必須發出強烈的光，成為整個園區的視覺焦點，同時還做為天燈裡的光源，龍珠的光來自它表面數百萬顆LED構成的媒體影像，圓形的龍珠裡面正好是720度全天域球幕劇場的空間。
這邊要特別說明720度全天域球幕劇場，這是整個上海世博會中唯一的一座。所謂720度是指垂直360度加上水平360度整個圓形的銀幕空間，觀眾站在透明的天橋被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影像、聲音與特效所包圍，這是沉浸式體驗的極致，也是特殊影院技術的最高境界。我們從無到有開發全天域投影的技術、劇院空間的設計與建造，並且完成720度影片的製作，這些都包括在十個月的工期之中，之後我們還在中國及台灣各取得兩項全天域球幕的專利。
(圖說:720度是指垂直360度加上水平360度整個圓形銀幕空間。)
天燈的下方有一座點天燈祈福的平台，20多具互動點燈的裝置環繞，可以點選想要祈福的字句，上方的LED球幕就會出現寫著祈福語的天燈冉冉上升，好像真的在放天燈許願。這個系統也是從無到有開發的，本來技術上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寫祈福語，但考慮到龍珠是個超大的戶外媒體，必須防止有心人故意散播不當言論，所以改為在預設的範圍內點選。
平台中間水池的水是取自日月潭，這都是有象徵意義的，連專人到日月潭取水都成為儀式化的宣傳活動。(圖說:點天燈祈福平台有多具互動點燈的裝置環繞，可以選擇祈福語就有相對應的天燈在上方的LED圓球冉冉升空。)
台灣館的體驗系統一環扣一環，空間與設備整合的緊緻程度就像是在設計一艘潛水艇一樣，即便如此台灣館還是受限於一千平米的規定空間而顯不足，於是台灣建築業的傳統智慧就在此展現，首先天燈是上寬下窄，下面剛好填滿基地，上方其實已經突出到紅線外面去了。其次天燈的頂部是開敞的，有人很好奇為什麼不封頂，不能封呀! 一封就得算為室內面積，那就超標了。難怪香港館與澳門館的館長來參觀，不解的問∶｢同樣是一千平米，為甚麼台灣館看起來比我們的大得多？」
台灣館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服務人員，大部份世博國外場館都是以在當地招聘人員加以訓練的方式為主，但我們提出應該直接由台灣派遣，因為對於大陸參觀者這也是體驗的重點，甚至比聲光電高科技還要重要。
但是直接由台灣派遣表示原來的計時工變成一年時間的雇用，還要加上整個會期差旅食宿的開支，而且我們建議要先期送到華航空服人員訓練中心接受培訓，整體算下來比在當地雇用的成本超過十倍以上。
但是這個投資是值得的，這是大陸人第一次體驗台灣人的服務態度，包括語言、腔調、肢體、表情都與在當地聘僱的人不同，也與大陸人過去對台灣的刻板印象不同。過去他們對台灣的印象就是國會打架，然而當面對面看到親切細膩的接待人員，想不到同樣的血緣會差那麼多，從而對台灣產生好感、羨慕，甚至開始模仿台灣人的講話方式。這種潛移默化的公關效應，是很多人想像不到的。
(圖說:台灣館的接待服務人員，無論表情、語言、腔調、肢體都與在當地聘僱的人不同。)
在展示體驗內容的設計方面，我們在天燈的框架下，盡量發揮台灣小而多樣性的特色，無論是地理環境的豐富變化，或是族群、語言、風俗、文化，飲食的多樣並存，甚至多元意見的充分表達，表面看起來喧囂熱鬧甚至有點混亂，其實是展現台灣的豐富生命力，在這樣的塑造下，大陸觀眾對台灣有了新的體驗與認識，甚至連國會打架都會從新的角度來解讀，這就是台灣館所發揮的功能。
台灣館能夠達成這種功能，其實是我們在設計時的精細操作，上海世博之後那幾年也是大陸人對台灣人印象最好的年代。我想強調的是，場館設計不是只有視覺美學，也不是只有技術設備，｢人」一直是我放在思考的第一位，但其實台灣對這方面也不見得多先進，仍然建築先行、技術掛帥、硬體導向，從過去到現在並沒有什麼改變。
可能有人會問一個敏感的問題，世博局對台灣館的方案會不會審查？世博局一定是否認的，因為世博會的傳統，主辦單位對各館並沒有方案審查的權力，但台灣跟大陸的敏感關係中共官方真的不會過問嗎？這就是我同時幫中國館工作的奧妙之處，因為世博局與中國館是同一套班子，所以當中國館的會開完之後，世博局的領導就會很關心的問說，台灣館的方案進行的如何？有沒有甚麼困難需要幫助的？這時就會進入對台灣館的討論，由於我已經很清楚世博局的遊戲規則，方案送來之前都已經過濾，所以從來沒有發生矛盾的狀況，這樣才能順利的趕上進度。
接下來我想來談談贊助商。由於我在中國館接受過國際世博局的講習，知道世博對於贊助商的規則，但是台灣可能由於很久沒有參加國際大型活動，這方面的認知有落差。像世博或奧運會這種等級的贊助商是要招標評選的，每一個類別有限定家數，不但必須企業形象良好，而且權利金都是幾億元起跳的，免費贊助的商品還不計算在內。
以我們總包工程的中國館頂樓大電影院為例，索尼贊助了七台當時剛研發完成的4K，兩萬流明的大型專業投影機，我估計至少價值一千五百萬人民幣。索尼希望在銀幕下方放一塊小牌子寫由索尼贊助，世博局一口回絕說捐贈與贊助是兩回事。所以當聽說台灣館有人捐了50包水泥，價值不到台幣一萬元也對外自稱贊助商，覺得很不可思議，如果在世博局這是違規的行為。
上海世博還設有一個城市最佳實踐館區，容納80個案例，台北市以無線寬頻與資源循環兩個案例參加。很多台灣遊客不查，以為那也是台灣館，這並非事實，台灣館只有一個，台北市是以城市最佳實踐案例參加，也不能稱做台北市館。
世博會整個會期六個月，約180天，中國館的設計總流量是700萬人，平均每天接待4萬多人。台灣館的設計總流量是70萬人，平均每天接待4千多人。考慮中國館的面積是25,000平米，台灣館是1,000平米，台灣館的單位流量是中國館的2.5倍。
世博會的總進園人數超過7,000萬人，進中國館是10分之1的機會，進台灣館更是100分之1的機會，所以台灣館必須採取預約制，這是合乎人性的安排。像沙特館一直宣稱他們排隊要10個小時，那絕不是優點，那是人流管理不當，而且對大熱天長時間排隊的觀眾，這是極不人道的。
來台灣館參觀的人也都想參觀中國館，只有我們有能力安排不用排隊進入，當然只有台灣館的VIP才有這個機會，所以許多政府高官都是經由我們的管道進中國館的。
上海世博在2010年10月底順利結束，沒有公安重大事件，一切井然有序，展現世博局的管理能力。很多人搞不清楚，以為台灣從此可以參加世博會，但是上海模式不可能在其他國家複製，因為沒有地方館的模糊空間可以操作，其他國家也沒有動機幫台灣找機會，所以到了2015年米蘭世博台灣又無法參加。也就是說上海世博台灣館讓我們獲得了唯一的一次機會，以前沒有，以後也不可能再有了，可見這個資歷有多麼的稀罕。
因為稀罕，就出現了很多冒牌貨，有的是周邊的下包廠商誇稱台灣館是他們做的，有的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子虛烏有。我曾在某個博物館的建築標當評審，遇到一家廠商在業績表上大辣辣的寫著｢上海世博台灣館」，我很好奇的問他∶｢你做了那一部分？」他被我一問就開始慌了，嚅嚅囁囁的說∶｢那是一家叫躍獅的公司主標，我們是做他們的分包。」問題是我從未見過這家廠商，而且他既然參與了台灣館，怎麼會認不得坐在他前面的人是誰呢？台灣的標案就是充滿這種吹噓欺騙的廠商，算他運氣不好，當然是被直接封殺出局。
世博場館大部份在展完就要拆除，但台灣館在世博結束後許多縣市政府都想要搶，競爭的結果最後由新竹市政府以4億元得標。這邊要說明的是，4億元買的只是台灣館的形象而已，設備算是免費奉送，這是貿協的聰明之處，因為設備在展完之後已經是舊貨，故障在所難免，免費奉送就沒有保固的責任。
其次新竹市政府還得另外花錢重蓋建築，因為大陸鋼材不准出口，就算沒有這個規定，在上海拆解運來台灣重建的成本可能比新建的還要高，除非把台灣館的建築視為文化資產，否則沒有必要這樣做。所以新竹台灣館並非上海世博台灣館的本尊。
要重建台灣館只有我們有辦法，但我們覺得地方政治太複雜，不想參與，不過經不起貿協的再三要求只好答應，果然，黑白兩道糾葛不清，還有其他廠商硬插入侵害我們專利，搞的烏煙瘴氣，最後OT也經營不成功而閉館，早知如此，在世博一結束見好就收，反而能留下美好的回憶。
許多人認為我們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同時做了台灣館與中國館，一定會產生後世博效應獲得很多業務機會，但現實上至少在台灣這是不存在的。世博之後台灣很多場館的標案出現類似甚至山寨世博的型式，有人以為那些是我們的原創一定最有機會得標。偷偷告訴你，正好相反，我們走到那都好像都碰到馬蜂窩，各種小鞋穿不完。
我舉一個例子，某館的工程要求提出業績九千萬元的合約證明，我們光是台灣館至少就有兩億多，但大型工程合約習慣是分成幾張簽，所以我們有三張八千九百萬的合約，但是館方堅持不能合併計算，所以我們第一關就被刷掉，根本沒有資格投標，說來沒有人會相信。
然後某館要做一個類似清明上河圖的長卷多媒體展示，這根本是我們在中國館創造的新展示型式，當我們去投標時業主防我們像防賊，把標案設計成要附帶買一些奇怪的資訊產品，那些資訊產品並不存在市面上，而是台灣某家科技公司的試作品，而那家公司只支持某投標廠商，於是我們又沒有資格投標。
既然台灣是這種淺水塘、井底蛙的心態，我們就沒有必要在這兒浪費時間，這是我們世博後重心放在大陸標案的原因，那才是國際級的大戰場，無論金額、規模、要求的品質與專業的程度。
有一次｢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在台北展覽，我應邀在現場發表演講，當時的副總統吳敦義也在座，會後他跟我說∶｢這麼好的技術與創意，應該多幫台灣做呀!」我笑而不語，心裡的OS是∶｢我是很想啦! 可是你的科長好像不太願意噢!」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我是甲必丹姚開陽，我們下一回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