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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戰
接著雙方做臨戰準備,於9月17日爆發了黃海大海戰,或稱大東溝海戰,西方稱之為鴨綠江口海戰(Naval Battle of Yalu River)。這場海戰是世界上第一次蒸氣鐵甲戰艦的大對決,在海軍史上很有里程碑意義。詳細戰鬥過程已經有許多出版品聯篇累牘,不再贅述,我們列舉幾個常見的論點來探討。
有人批評北洋艦隊橫隊的隊型錯誤,這是誤解,由於北洋的軍艦主砲多在前後,橫隊利於發揮全部火力,日方的軍艦舷側快砲較為新銳,且航速較快,縱隊機動較為有利,所以在主隊之外單獨拉出第一游擊隊並採縱隊迂迴方式,雙方都是根據自己裝備的優劣勢做出合理的安排,無所謂對錯,剩下的就是訓練、士氣、指揮官素質、裝備維護,甚至是運氣的問題了。但事實的結果是黃海海戰日方雖有損傷,但未沉一艦,北洋則沉沒損失「致遠」、 「經遠」、 「超勇」、「揚威」 、「廣甲」五艦,士氣大受影響,之後龜縮在威海衛灣內保船,不再主動出擊與此役造成的心理影響有很大關係。
這與英、德兩國海軍在一次大戰的情況類似,兩國在日德蘭海戰雙方互有損失打成平手,但德國海軍從此在英國皇家海軍面前完全喪失自信,雖然公海艦隊主力仍在,從此龜縮在港內不敢主動出擊,戰爭末期被要求出海進行最後一搏,竟抗命還發生基爾港水兵叛變導致德皇下台。這讓希特勒在二戰時期對德國水面艦艇的戰力不再具有信心,把大部份資源用來發展潛艇。
黃海海戰後日軍攻陷北洋艦隊的母港旅順,喪失旅順大塢使得「定遠」、 「鎮遠」兩艦無法維修,戰力大受影響。從此開始甲午海戰的第三階段,北洋各艦移往威海衛灣以劉公島為基地,丁汝昌奉李鴻章命以「保船」為先,從此未再主動出擊。反觀日軍則是封鎖出海口並不斷以魚雷艇突入灣內偷襲,獲得不少戰果,最重要的是陸上砲台被日本陸軍攻下,將砲口轉向轟擊灣內的北洋艦隊,終於造成決定性的後果,1895年2月17日全軍投降,「鎮遠」、 「平遠」、 「濟遠」 、「廣丙」、以及六艘「鎮」字號蚊子船, 「福龍」等魚雷艇等全被日軍俘虜,只有一艘練習艦「康濟」被釋放,載著北洋遣散官兵及丁汝昌等自裁高階軍官的棺木離開威海衛 。
我們發現北洋艦隊未必是敗於海戰,反而是敗於陸戰,無論是在旅順或是威海衛,是清朝陸軍的差勁不但不能盡到保護基地的職責,還總是成為譁變的領頭者,甚至讓鉅額投資的海岸砲台變成自己的絞刑索。所以討論甲午戰爭不能只討論北洋艦隊的海軍部份,更應連陸軍一起研究才會更透徹。
其次談到火炮裝備的問題,大型火炮在黃海海戰當中的確表現不佳,但這不是北洋艦隊單方面的問題,日本為了對付「定」、 「鎮」兩艦而開發的「三景艦」更是一無是處,原因是射速太慢,瞄準不易。此役大出風采的是快速砲,日軍戰前即從英國購進多門,其實所謂 「快」只是相對於當時笨重的前裝式大型火砲而言,射速還是很慢的,而且口徑多在4,7吋(120mm)以下,這就是黃海海戰中日艦對「定」、 「鎮」兩艦的厚實裝甲莫可奈何之處。如果二艦不是被李鴻章限縮在威海衛灣內坐以待斃而是出海遶行日本砲轟沿海各港埠城市,以當時的日本沒有一艘軍艦能對二艦產生威脅。只要二艦出海不知去向,無論是心理因素或是海運停擺,日本馬上就要經濟崩潰甚至發生社會動亂,事實上當時日本的財政已經因為戰爭而頻臨崩潰邊緣,可惜這個想像始終沒能成為現實。
儘管黃海海戰快速砲大出風頭,但戰後的日本仍然朝向巨艦重砲發展,在以後的兩次大戰中日本海軍把大艦隊運動與遠程砲戰精確瞄準的藝術發揮到淋漓盡致,甚至超越英美, 砲術長也成為海軍中的重要職務,人才輩出。反觀中國從此與巨艦重砲無緣,以後的中國海軍逐漸萎縮到成為類似水警,甚至儀式性質的角色,沒有巨艦重砲也就談不上磨練那些技巧了。
再來有人批評丁汝昌以陸軍背景來當海軍提督不專業,其實新興國家發展海軍初期由陸軍將領暫代高階指揮是常態,日本也是一樣。丁汝昌雖然中年轉業半路出家,但軍人素質還是不錯的,何況他手下的管帶大多是英國皇家海校留學,理論上海軍專業應該比只能進英國商船學校受訓的日本人高明才對。中日兩國真正最大的差異不在裝備甚至專業,而在於日本是以舉國之力,來與一個學校嚴格說甚至是一個班級(馬尾船政後學堂帝一期),加上李鴻章個人作戰。
我們常對光緒皇帝在甲午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過度的想像,事實上光緒是個憤青型的皇帝,決策亂無章法,開始不自量力狠話說盡,打敗仗了就什麼條件都可以談,只要不打到北京就可以了。中國不僅輸在戰場,更輸在政治、外交、經濟、工業、教育、國際法、新聞宣傳、…..各個方面,就算此役不敗,也會敗在其他地方,國運如此,李鴻章孤臣也難回天。
走筆到此就不能不談到常有人講因慈禧太后修頤和園挪用海軍經費,造成北洋艦隊數年未添購新船快砲造成海戰失利一事。慈禧太后是借用孳息,並未挪用本金,影響肯定是有的,但可能沒有後人想的那麼誇張。但不管什麼原因造成失敗,最後中國除割讓台灣外還賠償日本兩億三千萬兩白銀,日本從此有了充份的資本 振興實業建設聯合艦隊,成為世界三大海軍國之一,反觀中國從此陷入貧困落後不能自拔的慘境,海軍也自此 喪失地位,成為陸軍軍閥的附庸。
而清廷這筆兩億多兩的戰債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國銀行團借款償付的,最後總計本息高達六億兩。但總括清廷卅年來投資在 建設艦隊的全部經費也不過兩千萬兩,卅分之一而已。而戰前李鴻章因頤和園等工程挪用海軍款致不足更新裝備之數更僅不過 區區六百萬兩!一著之差,影響中日兩國命運至今,重讀這段歷史者怎能不浩嘆?
甲午之戰的另一個影響就是台灣的割讓,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解決。
快對慢
大東溝海戰打到最後北洋艦隊四沉、三傷、二逃,戰場只剩「定」、「鎮」二艦,第一游擊隊的「二快」優勢發揮了作用,但4.7吋砲對「定」、「鎮」二艦厚重的裝甲完全莫可奈何,五艘日艦繞著「定」、「鎮」二艦射擊了兩個多小時,「定遠」中彈159發,「鎮遠」中彈220發,許多躲在艙內的北洋水兵耳朵被不斷敲擊的砲彈震聾,但沒有一發貫穿。最後「定」、「鎮」二艦帶著滿身的彈痕仍然全身而退。
這一批阿姆斯特朗4.7吋快砲也是戰前李鴻章急於購得的,但因缺少經費而被日本人捷足先登。甲午戰後中國海軍的砲艦大量裝備此型砲,但同一時間世界海軍火炮技術進步神速, 4.7吋快砲已經是各國小型艦艇的基本配備,談不上任何優勢了。
「定」、「鎮」二艦厚實的裝甲如此耐打,日軍的阿姆斯特朗4.7吋快砲都無法對她們造成致命性的傷害,不禁讓人產生一種想像,如果當年「定」、「鎮」二艦不是龜縮到威海衛保船而是到海上充當私掠船,繞著日本的本土隨機進入各港口砲轟,一定能引起日本社會巨大的恐慌,當時日本已經打到筋疲力竭,財政頻臨崩潰邊緣,如果戰爭無限期拖下去可能造成倒閣甚至社會革命,歷史就會改寫了。
「定」、「鎮」二艦充當私掠船在技術上是有可能的,因為當時沒有雷達衛星,要監控海上軍艦動向非常不容易,從日俄戰爭日本對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的追蹤就所花的力量就可知道,所以就能造成對方不確定的心理壓力。其次經過大東溝海戰證明要擊沉該二艦非常不容易,只有魚雷才有可能,但「定遠」是因為在威海衛灣內錨泊成為固定靶才被日軍魚雷艇擊傷,到了大海之上這個難度要增加許多倍。但可惜歷史不能假設,而且北洋水師不是英國皇家海軍、丁汝昌不是納爾遜,李鴻章把能在海上機動的戰艦當成「水砲臺」,這種事就不可能發生而只能存在想像之中了。
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雖然是淮軍騎兵軍官出身,但在李鴻章的栽培下,幾經歷練,多次出洋,曾獲得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召見,是清朝少數見過世面的高級軍官。很多人批評丁汝昌不懂海軍這是不公平的,經歷這麼長的時間歷練,加上個人的勤奮努力,丁算是個稱職的提督,連對手伊東佑亨都很稱道他,但這改變不了整個中國的命運,最後丁不陣亡在戰場,卻死在自己部屬的譁變。 1895年2月12日,清軍士兵在劉公島海軍公署前鼓譟要求投降,又不願執行自爆「鎮遠」艦的命令,希望以該艦做為投降的籌碼,提督丁汝昌無力挽回,只能在當日服食鴉片自盡。 類似的場景發生在1918年一次大戰末期的德國皇家海軍,日德蘭海戰後龜縮在軍港數年的德國公海艦隊奉命冒死出擊,水兵不願白白送死,抗命不從甚至引發叛變,最後造成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德意志帝國瓦解。幸好後來在斯卡柏灣的「彩虹行動」自沉,為德國海軍挽回一點顏面。對照之下北洋水師的水兵為了想用「鎮遠」艦當做投降的籌碼而抗命,就更等而下之了。 我們對德軍忠誠勇猛的刻板印象大部份來自其陸軍,海軍水面艦隊的表現則完全顛覆人們的想像,這使得在二戰時希特勒對水面艦隊的投資喪失興趣,把大部份資源轉向潛艇。德國海軍的對照版則是英國,英國皇家海軍遵奉納爾遜「逢敵必戰」的傳統,在戰場上主動攻擊的意願非常高,具體的呈現就是英國製造的軍艦火炮口徑大、載彈量多,因為皇家海軍要求以快速密集的火力迅速壓倒敵艦,但防禦力通常都比較薄弱,因為他們覺得不需要,認為所有的敵人聽到皇家海軍來了豈有不望風而逃的﹖擁有這樣自信的海軍,一個小國寡民位在歐洲邊陲的島嶼能夠成為日不落帝國,是有道理的。 可惜丁汝昌沒有這樣的環境,戰爭還沒結束他就已經就被朝廷的言官彈劾革職摘頂,暫時留任待戰爭結束即解交刑部治罪。丁自裁後還被光緒皇帝下旨「籍沒家產,不許下葬」,子孫流落異鄉,直到1910年才在薩鎮冰等人的請求下平反歸葬故里。到了文革時代夫婦兩人的墓葬再度被紅衛兵開棺挫骨揚灰,不知去向。後人只憑表面印象批評丁,甚至有人說他是畏罪自殺,不了解真正誤國的是坐在紫禁城裡性格乖戾的光緒皇帝與那一幫只會空談的清流派大臣啊!
1895年剛就任台灣民主國大總統的唐景崧拋棄抗日聯軍,在淡水搭乘德商“SS Arthur”輪逃往內地。這艘所謂德商“SS Arthur”輪實際上就是劉銘傳台灣商務局的「駕時」 輪(SS Cass),因戰爭而暫時更改船籍。 當馬關條約簽訂,日軍來台灣接收時,不願降伏的台灣人民結合留滯台灣的清軍組織抵抗力量。由於馬關條約是政府之間訂定的國際和約,北京不便聲援台灣的抵抗運動,為了不讓清政府為難,台灣人民自發成立「台灣民主國」,擁立原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年號「永清」以示永遠是清朝的臣民,並且聲明事過之後仍然回歸大清。 但是才就任台灣民主國大總統的唐景崧根本沒有抗日的意願,當下腳底抹油溜回大陸,置台灣擁立他的人於不顧。清軍軍官亦紛紛設法找船內渡,被拋棄在台的士兵無人統領,補給中斷衣食無著,於是開始打家劫舍,台北城內一片混亂。大稻埕的士紳商賈與在台的洋人受不了,共同出資讓一個剛自鹿港北上的年輕人辜顯榮前往基隆探詢日軍何時進城。日軍才瞭解從基隆到台北根本沒有防備,於是迅速進兵入城。 母國官員的懦弱無情,士兵的野蠻殘暴,這些都讓台灣人看在眼裡,最後甚至必須請求敵人趕快進城,這對原來一心向清的台灣人心理產生重大挫折感,其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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