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海 事 博 物 館
Taiwan Maritime Museum

西班牙人的傳教狂熱
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是狂熱的天主教徒,在歐洲大肆推動宗教審判,迫害異教徒,在東亞對於傳教的熱衷程度甚至超越貿易獲利,不僅是國王,人民也是將「我的宗教、我的祖國、我的國王」(Mi Religion, mi Patria, Y mi Rey)做為信條。(註1) 所以天主教是討論全球任何一個西班牙殖民地都不可或缺的章節,包括台灣。

西班牙人占領台灣北部除了做為貿易據點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做為派遣傳教士偷渡日本的前哨據點,由於當時日本幕府禁教並造成慘烈的殉教事件,西方傳教士只能用偷渡的方式進入日本,這時距離日本較近的雞籠就成為最合適的地點。

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傳教士是公司的僱員不同,西班牙的傳教士是由皇帝派遣,所以在重大事件的發言權是超過荷蘭傳教士的,(註2) 甚至是由傳教士發動,譬如西班牙在1626年的佔領雞籠,道明會的Bartolomé Martínez (馬丁略)神父就是鼓吹者之一,並實際參與征服行動。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為保護在福州之西班牙人以及與中國貿易之權益,菲律賓總督派遣Martínez神父為使節前往福州,結果船隻途中遇颱風漂流到台灣。之後Martínez神父仍抵達福州完成任務返馬尼拉後,將經過向總督報告並撰寫了「征服福島的益處」(Conveniencia de la conquista de Isla Hermosa),這就是1626年征服雞籠行動的起源。(註3)

1626年Martínez神父跟隨第一批登陸雞籠的西班牙艦隊來台灣,1627年5月返回馬尼拉處理公務,1628年8月Martínez神父因聽聞荷蘭人要來進犯,急欲趕回雞籠通報,他與其他7人自淡水搭乘一艘小船途中遇風浪船沉沒於雞籠不遠處(惡魔岬Punta Diablos,即今日之野柳岬),5人獲救,Martínez神父與其他2人溺斃。(註4)

在西班牙佔領雞籠期間受洗者約4000名,幾乎全部為平埔族原住民,(註5) 相較之下,漢人的成人信徒還不到一百人,而且多半是為了賣魚給西班牙人才信教,(註6) 這很像漢人的傳統信仰往往帶有利益交換的功利色彩。

1642年8月荷蘭人進攻雞籠,Gaspa Alenda (雅瑯達) 神父遇難,所有西班牙人包括傳教士都被荷蘭人俘虜帶往大員,台灣北部天主教徒的宗教生活成為空窗期,直到1655年荷蘭人才從大員派傳教士馬西烏士到淡水與雞籠來,他也是荷蘭時代在這兒唯一的一名教士。(註7) 台灣北部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在西班牙與荷蘭人離開後完全停止,至今痕跡無存,現在的基督教是鴉片戰爭之後才重新開始的,與17世紀無關。


(圖說) 表現西班牙人在佔領雞籠後在今和平島的最高處豎立一根巨大的十字架(與看守堡同一山頭),這是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到每一個地方必定會做的事情。


(註1) 中村孝治原著、賴永祥譯,〈十九世紀西班牙人在台灣的佈教〉《台灣史研究—初級》(台北市:三民書局1970),頁117。
(註2)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326-327。
(註3) 同上,頁69-72、355-358。
(註4) 中村孝治原著、賴永祥譯,〈十九世紀西班牙人在台灣的佈教〉《台灣史研究—初級》(台北市:三民書局1970),頁123。
(註5) 簡鴻模,《基督宗教在台傳教史》(新北市:輔仁大學學術資源網),頁2。
(註6)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275-276。
(註7) 陳國棟,《台灣的山海經驗》(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05),頁143。



宗教的影響力
研究西班牙人十七世紀在台灣,不能忽略天主教的影像力。西班牙對於天主教的狂熱主要是受到國王腓力二世的影響,腓力二世本身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歐洲大肆堆動宗教審判,並以王室的資金贊助修會到全球傳教。腓力二世甚至把傳教看得比商貿更優先,也由於這樣的堅持造成日本禁教,讓承諾不傳教的荷蘭人趁虛而入,取代西葡成為日本與西方唯一的接觸管道。

西班牙人的傳教士由各修會派出,修會是由國王支持,主教也是由國王任命,所以與行政體系是平行的,有時主教的影響力甚至還超越總督,但由於西班牙特殊的王室支助制度,所以有時總督會引用此法認為主教也是由國王指派,所以引申為總督也能指派神職人員的工作,雖然總督尊重主教對於神職人員的核可權,這在1635年馬尼拉總督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 (高奎臘)要派教區法官Pedro Monroy(孟羅伊)到雞籠擔任隨軍司鐸(Chaplain)時與馬尼拉大主教Hernando Guerrero (厄南居)爭議的來往信件中可以看出。(註1)

高奎臘與厄南居勢同水火,1636年甚至發生總督要放逐大主教到喀里幾多島(Corregidor)的事件。(註2) 這其中還涉及修會之間的鬥爭,厄南居出身道明會,而道明會一向主張要利用台灣為基地進軍日本傳教,而高奎臘基於現實考慮傾向完全撤軍,耶穌會選擇支持總督而與大主教對立,最後高奎臘折衷部份撤軍,這就是西班牙人在台灣放棄淡水全部收縮到聖薩爾瓦多城的原因,最後仍然完全失守。(註3)

耶穌會與道明會之爭不僅影響菲律賓在台灣的去留,還影響在中國的傳教,由於耶穌會士利瑪竇對中國禮儀持寬容模糊態度,受到康熙皇帝的歡迎,讓天主教在中國頗有發展的良好機會,但在中國發展不順利的道明會與方濟各會忌妒利瑪竇的成就,就去向教皇格勒門十世(Clement XI)告狀,教皇對中國禮儀發布禁令,如此便與康熙的立場衝突,之後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每況愈下最後完全禁絕,追根究底實乃因天主教內部的派系之爭。

與西班牙不同,荷蘭的傳教士是受雇於東印度公司,是雇主與員工的關係,牧師就是公司職員,一切聽命公司,較難逾越公司的決策做出自己的判斷或能夠產生制衡作用,有時還要處理非宗教的業務,譬如公司的商務甚至軍務。荷蘭東印度公司是為了維持勢力,安定秩序,而進行其教化事業,換言之教化是在求提高行政效率,所以佈教是東印度公司行政組織中的一環,行政是主,而教化只是附帶作用。(註4) 而且他們是荷蘭人訓練的第一批傳教士,而台灣又是他們的第一個傳教地,缺乏經驗與前例(註5) 。此外荷蘭是新教喀爾文教派,傳教士是有家眷的,所以較有牽絆顧慮,甚至行為不檢,不像獨身的天主教士,時時想要追求殉道封聖的境界,兩者的行事風格與結果就會大不相同。

不過在1651年大員仍然發生嚴重的政教對立狀況,其實是時任政商務官的Frederik Coyett (揆一)與當時的長官Nicolaes Verburg (維堡)之間的鬥爭,Coyett與教會結合對抗Verburg,Verburg則指控神職人員走私貪瀆濫權,雙方水火不容。(註6) 兩派對立造成後來國姓爺來攻時,接任長官的揆一被巴達維亞總部處處制肘,因為Verburg當時就是巴達維亞的當權派,最後Coyett被迫承擔失去台灣的全部罪名,命運與西班牙的末代雞籠長官Gonzalo Portillo (波提羅)十分類似,而且不像Portillo逃過一劫,被判終生監禁。(註7)


(註1)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312。
(註2) 同上,頁313。。
(註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初版1979),頁30-34。
(註4)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續集》(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00),頁74。
(註5)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326-327
(註6) 翁佳音,《解碼台灣史》,頁213。
(註7)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50。



【甲必丹學院】 【台灣海事博物館】 【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