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海 事 博 物 館
Taiwan Maritime Museum

小澗內與聖薩爾瓦多街
華人聚集的聖薩爾瓦多大街(聖救主街)是社寮島最早的商業聚落街道,西班牙人稱華人聚落為「Parián」(澗內),關於這個名詞,根據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中的敘述:
巴利安(parián)一詞,猶如現代中文所謂的「唐人街」,明朝福建官員或 士人稱馬尼拉的 parián(巴利安)為「澗」或「澗內」,西班牙人則認為是指「生絲市場」(alcayceria;silk market)。(註1)

可以說這個名詞本是馬尼拉華人社區(唐人街)的稱謂,被引用到雞籠或稱「小澗內」(Pariáncillo)以為區別。不過因為中文的「澗」與水的地理環境有關,但西班牙文的「Parián」並沒有這個意思,故後文仍使用Parián較為符合原意。

關於雞籠Parián的位置學者專家有多達五種說法,甚至包括大沙灣或慶安宮(註2),翁佳音就認為漢人社區應該是今天仁愛區「暗街仔街及崁仔頂街的前身」。(註3) 但一般說法仍以在和平島上的居多,因為Parián是為了與西班牙人做生意而存在,不可能離西班牙人的聚落太遠,而且應該位在島的西南方近港口處以方便船隻卸貨,並躲避東北季風。(註4)

黃麗生據《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1626-1642)等史料以及其他論著,有以下觀察:西班牙人在1626年占領此地時即已見到島上有漢人聚落與市集,西班牙人統治之後漢人並未離開。根據西班牙人描述漢人聚落Parián位在聖薩爾瓦多城的後方,漢人稱做「哨船頭」的地方。在島的南側形成建築良好的市街,有各式商店與商人,西班牙人稱之為「聖薩爾瓦多大街」,也就是漢人稱的「福州街」。由此可見,西班牙人來到之前雞籠的漢人聚落已經有農、工、商各種行業,顯示有朝向定居性移民聚落的發展趨勢。(註5)

1632年Jacinto Esquivel神父也提到雞籠的Parián,他說中國人的房屋「已然成形一區,由於福建距離這兒很近,生理人來此是為了做生意,停留時間會盡量縮短,所以房舍規模大概也很難多於10所。」(註6)

另外的文獻也顯示類似訊息:「1632年當時約有120名福州工人集居此地,有福州厝之稱,後在明鄭時期才以福州街稱呼,是基隆第一個海商交易港埠。荷蘭人當時稱為雞籠街,街道不寬,長約一荷里,建築良好,有各式各樣的商品與商人。」(註7)

根據西班牙人的地圖,沿著海灣有兩排與海岸平行略帶彎曲的房舍頗符合以上敘述。(註8) 但根據地方耆老口述,福州街大約是平一路路頭沿社靈廟後小巷,穿越和平市場,經平二路到和三路台船廠區的聖薩爾瓦多街遺址。然而如此就與海岸呈垂直方向,豈不矛盾?

其實和平島由於日治時代之後大量的填海造陸,輪廓線已經與原始狀態完全不同,最初的和平島靠近內海一側的海岸線是沿著山腳形成一個往內凹的海灣,腹地非常之小,海岸的聚落基本上就是沿著今日的平一路佈局,這就與耆老的敘述吻合了。至於今天的和一路與修造船廠碼頭一帶的平地當初全部都是海水,這就是為什麼當年帆船的錨泊區比今天所見的港灣大很多的原因。

今天難以揣測雞籠Parián的實際體驗,不過大概與其他唐人街類似,街道狹窄行人摩肩接踵,兩旁販賣各種商品,空氣中瀰漫著對於西班牙人來說奇異的味道,這倒是很像對現在平一路市場的描述,這條路就是當年的「福州街」也就是Parián。

在左邊的商家懸掛的幾條魚是今日俗稱的「土魠魚」,學名「馬鮫鰆」,當時叫「Tanguiguie」。從荷治到清代臺灣有三大魚種:土魠魚、烏魚與虱目魚,烏魚偏西海岸,虱目魚在鄭經時代才從東爪哇引進,所以此處選擇土魠魚可能較符合當時的狀況。(註9)

當年定居基隆的華人不多,比西班牙人還少,更不用說巴賽族原住民。當時華人是當地的少數民族,而且有相當人口是流動的而不是定居者,這與荷蘭人在南部大員的經營模式不同,西班牙並沒有像荷蘭人一樣自大陸引進農民工,因為雞籠沒有發展大規模農場的條件。或許這樣對於西班牙統治者較不會造成心理壓力,這可能是此地未曾發生像馬尼拉Parián多次大規模屠殺華人事件的原因。


(圖說1) 雞籠的華人聚落Parián(小澗內)。狹窄的巷弄中販賣奇怪的東西讓空氣中充滿各種氣味,左邊的商家懸掛的幾條魚是今日俗稱的「土魠魚」。

(圖說2) 當年在雞籠的漢人有許多是福州人從事建築與修造船的行業,所以有「福州街」的地名。本圖海灘待修的戎克船與遠方的聖薩爾瓦多城暗示這兩項福州人專精的工作。


(註1) 陳宗仁著,《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243-244。
(註2) 張譽耀,《從大雞籠社、聖薩爾瓦多城到社寮島》(台北市: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3-21。
(註3)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載於: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oldmap/doc/Taipei/Taipei05.htm(最後瀏覽日2019.12.4)
(註4) 陳宗仁著,《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246-247。
(註5)黃麗生,〈1626西班牙人佔領以前漢人移居基隆和平島歷史進程與性質〉。其徵引文獻包括: ﹝西﹞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Jose Maria Alvarez)原著,李毓中、吳孟真譯著,《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頁36-37;﹝西﹞鮑曉鷗(Jose Eugenio Borao Mateo)原著、Nakao Eki譯,《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1626-1642》(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1626-1642),頁191-193;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246-247。原始資料來源:Simon Keerdekoe有關1654年雞籠、淡水圖的報告。
(註6)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193。
(註7) 《臺灣地名辭書第十七卷基隆市》(台北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1),頁66。
(註8) 非拉(Pedro de Vera)的地圖收藏(1626),AGI, MP Filipinas 216
(註9) 鄭維中,〈烏魚、土魠、虱目魚多元脈絡下荷治至清領初期臺灣三種特色海產的確立〉《臺灣史研究》,第25卷第2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8年6月,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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