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海 事 博 物 館
Taiwan Maritime Museum


番漢貿易
在十三行的遺址挖掘出漢朝的五銖錢與唐代及宋代的通寶以及陶瓷碎片,考古學者臧振華推測這表示「唐代及宋代的漢人可能航行至此入港上岸與當地的住民交易」。(註1)

有漢唐宋的古錢出土,與大陸來往甚至交易的歷史可以確認,但不宜把通寶當成是採購貿易商品的貨幣,因為如前述原住民並不具有「貨幣經濟」的概念,通寶的角色更有可能類似當時漢人使用的其他交易工具譬如發光的玻璃珠子。事實上許多原住民婦女將通寶銅錢用絲線串起來當頭飾,又如蘭嶼達悟人將西班牙銀幣敲成銀箔做頭盔,這些都不是貨幣的概念。

傳教士Esquivel Jacinto曾經說西班牙人用白銀向原住民購買魚、獵物、木料、鹽等用品,中國商人卻使用「小東西」(chucheria)來交換原住民的黃金、硫磺、藤、獸皮等高價值商品。西班牙人還要教導原住民了解白銀的重要性,並希望讓銀介入原住民與漢人的交易中,原住民之所以配合並非他們真的了解銀的價值而是因為漢人需要銀,原住民用西班牙人付的銀幣去向漢人可以換得到貨品,所以仍然是以貨易貨的概念。(註2)

當時已經是17世紀了,台灣北部的原住民都還不瞭解通寶或銀幣是貴金屬,我們能想像唐宋時代的十三行住民了解通寶是貨幣,可以用來支付交易貨品的價格嗎? 所以當時來自大陸的漢人拿一些「賤惡什物」(明朝李廷機所稱)(註3) 來向雞籠巴賽人換黃金也就可以想像了。

不過巴賽人也不是全部由自己生產這些物品,他們是拿漢人的粗布、鐵鍋等去向淡水或是蘭陽平原、花東縱谷的其他原住民部落交換而來,這就是巴賽人扮演的商業貿易角色與所謂的「島際貿易」。(註4)

在整個交易中漢人的利益顯然最高,這就吸引了福建沿海的漢人來此地進行交易,十三行的漢代五銖錢與唐宋通寶大概就是這麼來的。除了十三行,在蘭陽平原發掘的淇武蘭遺址中也出土許多精美的器物,明顯是與外地交易而來。

不僅是番漢交易,雞籠與淡水很早就扮演轉運站的角色。由於當地人口不多,不大可能吸引得了10艘中國船前來交易,中間一定有相當比例是要轉出口的。一個可能就是華商與日本商人在此交易,或是華商假借來這裡名義實際上是去了日本。(註6)

在張燮的《東西洋考》中曾有如下記載:
萬曆三年,巡撫劉堯誨請稅舶以充兵餉。于是設商引,由海防官管給;每引徵稅有差,名曰引稅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鶏籠、淡水二兩;後倍之。 (註7)

萬曆三年是1576年,正好在西班牙1626年佔領雞籠之前50年,雞籠與淡水就已經成為明朝抽稅的地方,這表示早在這之前漢人在兩地商業就已經十分活絡。月港開放初期,中國船隻即已前往雞籠、淡水貿易,其時間不晚於1575年,可能早在1550年。(註8)

所以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漢人就已經是雞籠的常客,主要是被稱做「生理人」的福建貿易商人(部份可能來自呂宋),他們在此地建有臨時住宅,直到1630年左右「小澗內」的聚落才成形。(註9)


(圖說) 漢人的戎克船從福建駛來八尺門停泊,巴賽人划艋舺來船邊進行交易,這些商品大部份又將轉賣到蘭陽平原與花蓮,巴賽人就是扮演中介的角色。明朝政府在西班牙人尚未來到以前就對雞籠與淡水的商業行為抽稅,顯然這種交易網絡已經十分成熟。

(註1)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35。
(註2)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39-40。
(註3) 李廷機,〈報徐石樓〉,收於《明經世文編選錄》,頁198。
(註4)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41-42。
(註5)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147。
(註6)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135-137。
(註7) 張燮,《東西洋考,卷七,餉稅考》。
(註8)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132。
(註9)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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