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船名

研究海事文化,對「船名」的正確知識很重要,因為船隻遍佈全球,數量以萬為單位計,服役時間長又經常變更船籍,尤其在戰爭期間變化更大,即使西方對於船籍的登錄已經有相當可靠的制度,研究者追索船史仍必須以掌握正確的船名為前題,否則大海撈船,或不得其門而入,或根本誤植而成為錯誤的研究結果。

掌握正確的船名會很困難嗎?這一點必須先加以說明,這個問題會特別出現在使用漢字的國家,明白講就是華人與日本人(朝鮮與越南以前也算,但因數量不大非主流,可暫時不提),相對來說西方船名拼音與文字一體化,比較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由於近代海事歷史是以西方系統為主流,所以不管那一個國家的船隻,用什麼方式命名,最後都必須納入拼音系統,這對同字不同音的漢字來說很容易引起混淆。什麼叫「同字不同音」?譬如同樣的漢字,華語與日語的發音就不同,當登錄船名時,日本船照日語發音登錄,華籍船照華語發音登錄,那怕他們的漢字是一樣的,這就是「山藤丸」必須稱”Yamafuji Maru”而不能稱”Santengwan”的原因。

(右圖:在澎湖觸礁的「山藤丸」必須稱”Yamafuji Maru”而不能稱”Santengwan”。)

問題來了,清末發展現代海事是從閩粵地區開始,許多船名的發音是照粵語(廣府話)或閩北語(福州話)來的,後來上海方面興起,許多船名就用滬語發音,反而用普通話的極少。對於西方海事機構,無論粵語、閩語或滬語都是根據拼音登錄,而且是以當時流行的拼音系統譬如威妥瑪而非現在的漢語拼音,這就讓以漢字為基礎的研究者如墜五里霧,才會把「東沙一號」的”SS Shun Lee ”(順利輪)誤稱為「勝任輪」。

日本船名還有個特色就是漢字與拼音並用,有些是用片假名直接拚外來語的船名,譬如「うすりい丸」(烏蘇里丸),或兩者混用譬如「志かご丸」(芝加哥丸)。早年的日文文獻(二戰以前)還有一個討厭的地方就是提到西方船隻都只有片假名船名而不附原來的西文船名,做研究的人就知道這是不符學術規範要求的,因為無法與西方原始資料對接,既無法核實資料來源正確性,又無法引為後續研究的註腳。這個問題影響最大的是日人治台初期大量的海事報告只記錄了片假名船名,後世學者也多照本宣科,讓研究進入死胡同。

在我的研究當中決心要突破這個障礙,透過大量資料的爬梳比對,讓許多片假名船名的謎題得以解開,當知道那些船本來的船名後,就如同芝麻開門般大量的西方資料敞開在面前,無論是原始造船廠的圖紙、勞氏船籍社的登錄、海事法庭紀錄、報章媒體或許多西方學者既有的研究成果才得以被利用,這一切都從解鎖片假名船名的密碼開始,這是研究台灣沈船與水下文資最大的樂趣之一。

一般人印象中日本的船都叫「某某丸」,其實不一定,日本船隻也有稱「號」的,日文發音為”GO”。「丸」通常用在商船,或是陸軍使用的艦艇(海軍不准陸軍使用「軍艦」的稱謂),海軍自己的船不稱「丸」而稱「艦」(不過明治維新初期軍艦曾稱丸,後才改艦),如果是海軍自己的船但又沒有資格稱「艦」,就會使用「雜役船」或「特設船」之類的稱謂。因此當研究論文出現「旗風丸」之類的說法時就讓人驚訝了(應為「驅逐艦旗風」),至於能搞清楚是「雜役船長島」而非「長島丸」的那就更是鳳毛麟角了。


日本在明治時期還有一個特別的習慣,就是俘虜的戰利艦會沿用原來船名的漢字(譬如甲午戰爭)或拼音(譬如日俄戰爭)來命名,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特別當心,因為那些船登錄成日本船籍時雖然艦名的漢字看起來一樣,但實際上發音已經不同,由於國際是使用拼音為準,所以對西方人來說這已經是兩個不同的船名,研究者若不查,到了這一關就卡住了。

(左圖:甲午戰後「平遠」艦被日軍俘虜沿用漢字艦名,但發音變成"Hei Yen",請注意艦尾以片假名自右至左排列鐫刻的銅字「へいえん」)

舉個具體的例子,現在官方水下文資的「廣丙艦」英文寫成” Guang Bing”,但這個船名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天的,因為「廣丙艦」在廣東與北洋水師時代英文艦名是”Kwan Ping”(粵語的威妥瑪發音),當1895年被俘虜時日人沿用原漢字艦名,但是發音變成”Kohie”,所以你會看到所有的西方資料都是寫”Kohie”而不會出現” Guang Bing”。甚至有中文資料不明就裡,竟稱其為「日本軍艦科黑號」。類似的情況還有「鎮遠」的"Chin Yen"、「濟遠」的"Sai Yen"、「平遠」的"Hei Yen"、「福龍」的"Fukuryu"等。由於研究近代海事歷史不可能不靠西方資料,所以”Guang Bing”對學術研究是個嚴重的錯誤,因為它會產生誤導作用。可是”Guang Bing”今天仍然堂而皇之的掛在展場,因為那是官方認定的版本。

研究者還必須熟悉船名前綴詞Prefix的使用,最常見的是英國軍艦艦名前加HMS(He/her Majesty’s Ship,陛下的軍艦)或美國軍艦艦名前加USS(United States Ship,合眾國的軍艦),較不為人知的是SMS(Seiner Majestät Schiff,德皇陛下的軍艦)。其它國家海軍未必有此習慣,有的是為文者自己加的,譬如IJN(日本帝國海軍 )或ROCNS(中華民國海軍),其實一般並不通行。

會在艦名前使用prefix不僅表現自己是內行人,更重要的是能辨別它是否具有軍艦身份。在海權國家不是所有武裝船隻都能被稱為軍艦,從prefix馬上可產生區別,就不至於發生將軍租商船「吶爾不達號」(Nerbudda)誤認為英國皇家海軍軍艦,因為她不是”HMS Nerbudda”。

也有依船隻種類別的Prefix,譬如SV(Sail Vessels,帆船)、MV(Motor Vessels,摩拖船)、PS(Paddle Ship,明輪船)、SS(Screw Ship,暗輪船),帆船還可細分為Barque、Brig、Schooner、Clipper、…都可以做為船名的前綴詞,熟悉這些常識對於辨別船隻種類就不至於誤判,把”Brig Rover”說成是「羅妹號輪船」,還自作聰明寫成”SS Rover”,這已經是偽造歷史了。


說到Prefix,不能不提到”RMS”,像「鐵達尼號」加了Prefix的正式船名是”R.M.S. TITANIC”, ”RMS”就是”Royal Mail Ship”的意思,表示這是與英國皇家郵局簽約的船隻,接受補貼並負責運送郵包,但是若延誤送達或損失郵包要負責賠償。當時許多大的航商都喜歡與皇家郵局簽約,不是為了區區補貼,而是這代表政府掛保證他們的船準時安全,能拿來做宣傳廣告,這也是「郵輪」一詞的由來。但英國皇家郵局審核很嚴格,並不是有運郵包就能掛上”RMS”,像「蘇布倫號」(SS Sobraon)也有運送郵袋,而且在東湧擱淺時保存了所有郵袋而受到稱道,但SS Sobraon並非簽約的船,所以不能稱RMS Sobraon。

(左圖:鐵達尼號船尾的船名是”R.M.S. TITANIC”表示她是一艘與英國皇家郵局簽約的船。右圖:在東引擱淺的「蘇布倫號」(SS Sobraon)雖然也有運送郵袋,而且因保存了所有郵袋而受到讚許,但她並非簽約的R.M.S.。)


船名在下水後才能擁有,下水前只有船塢編號,就像人出生才能擁有名字一樣,雖然出生前可能想了很多預定取的名字,但唯有出生後才能報戶口登記。西方對待船隻就像對待人一樣,開工安放龍骨等於受孕、下水典禮是出生、擲瓶是洗禮,之後艤裝完工才是成年。從工程角度下水只是中間的一個過程,但在文化上卻是決定是否具有生命最重要的階段,所以西方的船籍紀錄絕對不會在下水前安上船名,而會在下水當天特別註明自今日起賦予「某某」船名。

船有船名是來自西方基督教的傳統,視船如人,東方原來沒有這個觀念,像水師船都是「寧字十六號」、「綏字七號」之類的,這更像是財產編號而非船名,所以我們會把活的船當成生財工具,死的船當成幾千噸的物資,拆了可賺錢而不會去想它的歷史文化意義(譬如中海艦)也就不足為奇了。

東方船名喜歡以地名(城市河川山岳) 、天象(風雨雷電) 、或抽象(繁榮富貴發財)方式來命名,但漢字艦名運用的最出神入化的並非中國而是日本,有人甚至以此為題寫出一本厚厚的書(片桐大自的《聯合艦隊軍艦大全》)。

東方海軍較少以人物來命名。西方船隻以人物來命名的例子卻很多,尤其是美國海軍。不過國府海軍仍有少數是以人名為艦船命名的例子,包括「中山」(國父號,原砲艦「永豐」改名)、「逸仙」(國父字),「中正」(蔣介石,原LSD「東海」改名),「率真」(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原巡邏艦「高安」改名),「維源」(永興艦叛變被殺艦長陸維源,原巡邏艦「永興」改名),以及「成功級」各艦(歷史名將與近代史名人)等。以真人命名艦艇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律,只有人死後才能命名,像「中山」、「中正」、「率真」都是過世當下改名的。

在台灣海軍艦艇命名還有「字號」的傳統,譬如「陽」、「太」、「永」、「江」、「中」、「美」、「聯」、「合」等,所謂「字號」就是同一系列艦艇名中都帶同一個字,但各別艦名仍是有地名為依據的,只是遷就字號選擇的地名可能較冷僻而非廣為人知而已。

郝柏村任參謀總長時曾經登「開陽艦」視察,在官廳中問艦長「開陽」艦名的由來,全場軍官竟沒有一個人答得出來,旁邊一名小官趁機溜出官廳發動艦上小兵查字典,終於回報總長∶「開陽是山東的一個縣」,郝柏村這才滿意的離開。

既然日中台都用漢字命名,不免會出現相同的艦名,像台灣與大陸都有「鄭和」、「西寧」、「衡陽」等艦,最特別的是其中有一個艦名日中台三個海軍都曾用過的那就是「開陽」(德川幕府旗艦「開陽丸」、中華民國DDG-924「開陽」號飛彈驅逐艦、人民海軍856號電子偵查船「開陽星」號)。可見我會研究海事歷史,還是事出有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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